今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防治艾滋病日。

　　距离我国首位女大学生公布艾滋病身份，已过去了15年。

　　今天，大学生群体艾滋病感染数量高居不下。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近日于北京启动的2020“青春零艾滋”活动上透露，每年约3000名青年学生的命运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被改写。

　　“这个数字触目惊心。它背后隐含着一个年轻人、一个家庭的悲剧，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灾难。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承载着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如果这批人倒下了，中国梦何以实现？”

　　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存同感慨地说。

　　“象牙塔”里的隐秘角落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断裂的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正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我这个只有22岁的生命，从此开始失去土壤、阳光、水和空气，无所依托。”在《艾滋女生日记》中，朱力亚写道。

　　16年前，这名武汉某大学女生被艾滋病病毒迅速地推向了生命的深渊。

　　2004年4月，在其外籍男友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回国后，她发现自己也被传染了。

　　自那天起，朱力亚就再也没有回校上学，她的人生轨道被彻底改变。

　　此后十余年，艾滋病依然在象牙塔的隐秘角落里潜滋暗长，改变着许多年轻人的命运。

　　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从2007年~2017年，全国每年新增报告的15~24岁青年感染人数分别为234人、482人、658人、794人、1074人、1387人、1607人、2552人、3236人、3052人、3077人。

　　十一年间增加了十多倍，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

　　为此，我国各个政府部门先后推出多项政策加强青年学生群体艾滋病防治。

　　如2015年8月，原国家卫计委、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指出，教育、卫生计生和共青团等部门和单位要将性道德、性责任、预防和拒绝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

　　“近几年，我们通过努力，已经使青年学生感染的快速上升势头得到了遏制。特别是近5年来基本控制在每年3000出头的水平。”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程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不过，目前的感染人数仍不可小觑。

　　“如果每年增加3000人，4年大学期间就是1.2万人，校园艾滋病防控形势还依然严峻。”

　　根据今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全球报告，截至2019年，全球约有38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170万新发感染者中，15至24岁的群体占比超过三成。

　　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2019年1~10月，全国新报告发现感染者13.1万例。

　　按照这一数据，我国青年学生新增艾滋病病例占全国新增总病例的2.3%左右。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高，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曾表示，考虑到人口基数，从学生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概率，比全人群中发现感染者的概率高出41%~66%。

　　尽管当前的医疗手段已经可以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和正常人一样长，然而，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从2008年开始，艾滋病成为中国传染病当中死亡率位居第一的传染病。

　　到2018年，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是其他所有传染病死亡人数之和的10倍。

　　失守的“禁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性”一直都被视作羞耻的“禁地”。

　　大学生群体艾滋病数量的增加，让校园性教育议题显得异常重要。

　　社会环境的变化、性教育的缺失等，让青年学生不安全性行为潜滋暗长，使性传播成为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径。

　　“当前大学生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难点是，传统而相对保守的性观念正在崩塌。”

　　常年开展大学生群体性教育研究的王存同表示，大学生的性观念、性行为更加开放，首次性行为年龄提前，有性行为的人频次增加，“甚至部分大一新生觉得过了18岁还没有性行为是一种羞耻”。

　　“短短40多年，我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性压抑快速走向性开放，从而导致大学生的不安全性行为的比例快速上升。”他说。

　　其中，男男不安全性行为是造成青年学生艾滋病高发的主要原因。

　　中国疾控中心资料显示，2017年报告的青年学生病例中，男男性传播占81.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放射科主任李宏军表示，在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性传染、输血、母婴传播中，性传播占绝大多数，包括男性行为的肛交。

　　在今年6月发表于《中国性病艾滋病》期刊的一项研究中，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陈清峰、王俊杰、韩孟杰三人，调查了我国7所大学本科男学生性行为情况及性向自我认知，在针对3125人开展的调查中，承认曾有过性行为的男学生占49.2%（1539 人），承认异性性向、同性性向、双性性向、不确定性向分别为 87.4%、4.1%、5.8%、2.7%。

　　“这个数据给我们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双向、同性加上性不确定性的比例超过10%，这说明青年学生的危险性行为比例很高。”程峰说。

　　对此，中国性学会副会长兼性教育专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表示，在个体性生理和性心理发育发展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给自己的性取向下结论可能会不可靠。

　　不过，令人担忧的是，上述研究还发现，参与调查的大三学生性行为的比例达到60.5%，承认有过同性性行为的比例占9.6%。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性活跃期，无保护性行为比例高，面临更高感染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医师代丽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无保护性行为原因包括强迫或威胁性性行为、得不到安全套、缺乏艾滋病相关知识、相信性伴侣的健康状况、使用新型毒品或酒精、认为安全套会降低快感等。

　　她补充说，即便是大学生，思想也不完全成熟，“我们见到很多人考试结束后会‘high’一下，去酒吧、舞厅等。

　　在这种环境里，青年学生很可能会使用一些让人极其兴奋、辨识能力下降，从而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药物，导致感染概率增加”。

　　性教育“短板”待补

　　青年学生需要性教育。

　　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性教育起步较晚，现有教育体系尚不完善。

　　今年5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青年网络、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显示，学生对性教育的整体评价不高，仅约1/3的大学生认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超过1/5的大学生不确定有无学校性教育。

　　同时，57%的大学生从来没有和父母谈论过“性”。

　　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的性教育渠道是“主动上网搜索性知识”“上网寻找色情信息”“在网上看过色情作品”。

　　“在这个时代，不知为何性教育仍然难以启齿。”

　　“若父母不说，学校不言，那谁来教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大学生群体中艾滋病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部分人的生命安全。学校应重视艾滋病预防工作，定期开展性教育课程。”……

　　在此次采访中，来自北京、浙江等多所高校的若干名大学生对《中国科学报》说。

　　性教育的缺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如青年学生因为对艾滋病认知不足，发生高危性行为后心存侥幸心理，检测与治疗不及时，不能在2~72小时的黄金时间内进行阻断和干预；因为不了解与性相关的法律，很多人在感染后心存报复，认为感染其他的人“就赚了”，而不知晓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会触犯刑法。

　　近年来，为提高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针对性，国家相关部委不断强调将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性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将性道德、性责任、拒绝和预防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同时强调发挥家长、学生、青年志愿者、教学研究机构及行业学会在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将学生参与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统筹纳入学生志愿者服务管理。

　　然而，现实仍不尽如人意。“目前性教育课开展的力度肯定不够。”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性教育课老师张玫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青年学生会遇到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问题，单纯预防艾滋病的性教育课与把预防艾滋病教育作为性教育课中的一部分对学生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大学自己不设性教育课，请人讲课完成任务，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学生很难说。”

　　同时，她建议将性教育、艾滋病教育下沉到中学。

　　“初高中毕业生到社会上工作后，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被感染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这一点，在近日于北京启动的2020“青春零艾滋”活动上，吴尊友也表示，社会青年每年感染的人数达到数万，远高于大学生群体。

　　在中财，王存同的课被学生们称为“大性课”。

　　每学期数千人报名，只有300多人能选到课。

　　很多学生在“知乎”等平台发帖称：“在中财没有上过王存同的课，人生不完整。”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这样的课程对青年学生进行爱的教育、性的教育，让学生尊重生命，敬畏死亡。”王存同说。

　　“性教育之于大学生，相当于保护他们身心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航船上的罗盘或启明灯。”

　　王存同说，这也是他12年前放弃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工作转而从教的原因之一。

　　然而，他表示，当前大学性教育课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通识性教材短缺、教具稀缺等问题。

　　而且，性教育观念落后，制度上没有保障，相关教具甚至不能上讲台，否则就会被监督部门没收。

　　“80%的人没有得到科学、正规、系统、完善的性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失职，也是社会的一种悲哀。”

　　彭晓辉三年前在华中师范大学退休，他开设了近30年的性教育课“人走茶凉”，没有老师继续开设相关课程。

　　最后在学生的联名要求下，他才被返聘“重新上岗”，继续担任该校大学生性科学协会的指导老师，同时邀请他的学生返校承担性学课程。

　　“性教育课程制度化的缺失，首先体现为性教育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彭晓辉对《中国科学报》说。

　　在他看来，大学生作为一个性成熟的年轻群体，按照传统的农业社会道德规范去管理显然不可能。

　　在艾滋病预防教育之前，先要扭转主流价值观中对性的看法，否定婚前性行为是不正当行为的说法。

　　让大学生敢于说出自己发生了性行为，社会的力量才能“有的放矢”。

　　然后，在此基础上强调忠诚的价值观。

　　青春“无艾”仍需多“药”齐下

　　在程峰看来，实现“高校零艾滋”，除了把问题的严重性谈清楚，传递关键的艾滋病预防信息同等重要。

　　他希望青年学生树立正确性观念，遵循预防艾滋病的“ABC原则”。

　　“A代表禁欲（Abstinence），青少年应尽量推迟性活动的时间。

　　否则就要学会忠诚（Be faithful）。

　　因为性接触者越多，感染概率越大。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就要用安全套（Condom）降低感染风险。”

　　同时，他表示，青年学生应该了解和使用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如果担心自己有风险，不愿向人诉说，可拨打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和添加其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到国家疾控中心每年公布的艾滋病病毒检测机构进行免费咨询和检测，或者在互联网平台预约后再到疾控中心指定的部门检测。

　　此外，在艾滋病病毒快速检测方面，2017年，我国约有52所高校设立了艾滋病病毒检测试剂自动售卖机，供学生购买后自行检测。

　　“不过，很多学校的检测试剂经常断货。”

　　王存同说，尽管这是好事情，但很多学校不见得能接受，尤其在各种检查中，艾滋病病毒测试盒、免费安全套、卫生巾等发放设施会被认为有碍观瞻而被拆掉。

　　“假如把实现大学生群体零艾滋当作考核任务那样重视起来，这个目标完全能实现。”王存同说。

　　不过在此之前，他认为不能用“重灾区”来形容高校，也不能把男同性行为者等同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这样容易对大学生群体造成道德绑架。”

　　他说，“艾滋病预防，恐吓是没有作用的，要解决实际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 （2020-12-01 第5版 大学周刊 原标题为《谁来唤醒“沉默”的大学生性教育》）